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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对城镇化要引导不主导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4:55:55 阅读: 来源:邦定机厂家

政府对城镇化要引导不主导

3月30日,在上海举行的“2013第五届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”上,学者对于政府在城镇化中的角色议论颇多。  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该扮演什么角色,是强势主导,还是因势利导?  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,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易鹏认为,城市是公共品,政府是提供公共品的,城镇化不可能脱离政府,要尊重客观规律,但政府也要注重引导。  “城镇化是改革总抓手”  东方早报:你曾撰文说,在城镇化过程中,数以亿计的农民真正变成能够分享到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市民,必定会遇到各种挑战,因此要推动很多层面的改革。新型城镇化的内生动力是什么?城镇化与改革的关系是什么?  易鹏:第一,城镇化牵一发而动全身,如果我们把很多改革做起来,城镇化肯定水到渠成,但反过来说,一届政府、一个社会,如果目标多元化会出现什么结果?乱,因此需要一个总抓手。现阶段,中国很多方面都要改革和完善,总体而言,城镇化是最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抓手。  第二,这次提城镇化说到结构优化,以前我们的城镇化就是讲速度,而结构优化意味着更重视公平。公共服务问题必须要解决,要不然农民工会用极端手段,因为他们回不去了——不会种田,也不愿种田了。过去城乡二元结构确实对社会有稳定作用,这是建立在农民能够种田、愿意种田、会种田的基础上,但现在回不去了。看到这个趋势,会很清楚地知道,新型城镇化会凸显对改革的要求、诉求,更会把改革作为重点。  第三,中国目前到了一个改革的关卡,改革的共识进一步凝聚。而城镇化能体现农民工和未来要进城的农民的利益诉求,会有很多人支持。  东方早报:过去三十年间,城镇化也一直在进行。有一句话说,城镇化是过程而非结果,而且过程中的很多因素是政府、学者无法预测的。现在各界热议城镇化,是否又是一次政府主导、行政化意味强烈的运动?  易鹏:我认为不是。此刻,城镇化就在发生——每年有1300万农民进城,也就是说,今天又有三四万人进城了。这个过程中,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,不是今天说改变就能改变了。但现在大家要更关注城镇化的质量问题。这些我不赘述。  大家之所以更关心城镇化的质量问题,是因为知道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。我自己把城镇化定义为1.0、2.0以及3.0版本。以前是1.0,只管速度不管质量,现在发现,我们要有政府出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,那么速度就为辅。  但不是要政府主导,而是要引导,一字之差,也就是要让市场配置资源,遵从规律,但政府的引导是需要的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城镇化是不做引导的。 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城镇化的国家,它也是第一个出台了规划法。在工业革命后,当时城市规划由卫生部门主管,因为当时城市垃圾处理、污水处理都没有,生出霍乱等许多病,后来才有城市的规划部门成立。后来1935年,伦敦出现了大城市“摊大饼”现象,政府又专门出了一个绿色低碳法案,就是城市周边必须要有绿色地带。  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 东方早报:政府的引导起作用了吗?地方政府是否仍是投资为上的老思路?  易鹏:总体而言,这几年政绩考核体系还没出现一个大的扭转。  其次,现在我们看问题都容易偏激,认为GDP至上就是绝对邪恶的。GDP有它的合理性。  另外,城镇化对于GDP的增长肯定是有实质作用的,比如扩大内需。同时,城镇化肯定要有固定资产投资,有房地产开发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。去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达36万亿,非常大,只能说固定资产投资,我们不能突然出现大的增量,但有存量是很正常的。  东方早报:有学者认为,城镇化过程中,人口的空间、结构发生变化时,有很多因素是人们驾驭不了的,如果搞行政指令型的城镇化,很可能错配资源。  易鹏:这点我非常认同。  东方早报:你撰文称,在中国这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,最佳的路径是大力推动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建设。你还认为,中国城市群的“第四极”乃至“第五极”将呼之而出。对这种预测有信心吗?为什么大城市越大越强的效应短期内还无法改变?  易鹏:会有(城市群)的。城镇化进程有其变量,但肯定也有一定的规律。  即便是面对很多变量、不确定性,我们也会往前走。当然,不能过于强调以前的经验,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是不一样的。  我认为,推进中国的城镇化,一定要有对人口迁徙的未来趋势的预估、研究,不见得能做到和未来的情况百分百吻合,但起码要知道人口在这片土地上,大概在大区域、小区域会怎么集中。  中国的大城市,北京即使达到3000万人口也很正常,东京3400万,但比北京小多少?但它的经济总量有多大!香港才多大,但绿地那么多!所以要集约型发展。  中国的国土面积比美国大,但是耕地远远少于美国,中国60%的国土面积是基本没有耕种价值的。  所以,中国必须要认命,然后在这基础上要硬约束。但现在我们既不认命,也不硬约束,导致粗放型发展。当然有钱人可以享受比较好的住房条件,但如果容积率很低,就要给他很高的成本。  东方早报:关于进城农民工享受与市民均等的公共服务,这是首要任务,但难度也很大,怎么破题?  易鹏: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很难,但总归要动,新一届中央政府产生后,在户籍制度、土地制度上肯定会有行动,改革不能只讲道理,要看行动、要定目标、要有时间表。五六亿人口的城镇化,必须用时间换空间,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承担一部分,企业、个人承担一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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